「罷課」到底是什麼?從「王肇枝中學打壓罷課」思考「付代價」的問題

圖片取自蘋果日報
圖片取自蘋果日報

當「佔中」似乎「如箭在弦」之際,學界也以「罷課」作回應,繼有八大校長與林鄭會面,到沈祖堯vs李國章的言論(真的好想以這兩位中大校長作一比較和反思,但實在太唔得閒,死都唔掂,只能選了今天的課題,畧作討論反思),到學民思潮推動的中學罷課,各方面都在用盡方法,以求作出最有力的表達(我認為這是「表達」問題,是關乎群體本身的價值觀之保衞,外間以「效益主義」,以「有冇用」來評價這次運動,實在太低層次了)。

引動這篇文章的,是一段新聞,題為「王肇枝中學打壓罷課」(參連結)。內容主要表達了這中學不讚成學生罷課,並會以「曠課」定性「缺席」學生,另外是不容許學生帶「黃絲帶」,這作為「表達」的標記。

另外,引述報導中的訪問,「校長禁令使部份學生卻步」,似乎「打壓」(我相信這只是報章的用詞,校方並不是這樣定性他們的做法)帶出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老實說,我並不完全了解「罷課」是否等同「公民抗命」。但是從最近有些人的言論中,似乎是有其相似點,其中一點就是「付代價」的問題。沈祖堯和李國章就以「罷課」和「退學」作為論點,去表達怎樣程度的犧牲才算是「付代價」。我也以此為思考點,去看「真罷課」,以致「真信仰」的問題。

其實,這次王肇枝中學將罷課定為「曠課」,似乎就有點加添了這次中學生「罷課」所要付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使得這次罷課更為in line with社會中整個「表達」的氛圍(我原來想用「抗爭」這比較強烈的字眼,但想到若不以「效益主義」來看這些事,這只是一個「強烈表達」的過程)。老實說,對一定數目的學生來說,「唔使返學」是他們的夢想和強烈期待的事(沒有數據支持這看法,只是從我有限的FB friend中,在面對颱風時的反應作此評論)。所以,有可能「罷課」對他們來說,與「颱風」的情況差不多。上多一日上少一日課,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十分大的犧牲。然而,學校這樣的作法,似乎正正為罷課的參與者,帶來一個「分辨」(discern)的作用,以付出真實的代價來知道誰是真實的參與者,誰只是「騎刧」者。這其實也有點像在聖經中,到那日,上帝要分辦誰是山羊(基督教徒),誰是錦羊(基督門徒)一樣,表明在群體中,實有「真嘢」、「假嘢」之分。這似乎也正正反映在「校長禁令使部份學生卻步」。

另外,是否準許佩帶黃絲帶,似乎也涉及「校規」的問題。相信學校對學生校服的整齊及一致性有其標準,所以有些學校就連女生用來整理長頭髮的絲帶之顏色也有其嚴格的規定。這樣看來,「不準帶黃絲帶」,我相信是有其「法理基礎」。只是,當這個「標記」成為一個「表達」的記號時,「禁止」所帶來的,其實同樣給人一個反面的表達,即使校方可能並不如此想。這似乎也會對校方帶來一定程度的影响。

說回來,付代價似乎真的能分辨誰是「真嘢」,並對其信念有何等樣的「執著」。對於這次「運動」(包括佔中與罷課),其參與者對於能承擔的後果,似乎也反映著對心中所堅持的信念的強烈程度。或者,任何事情都有其底線,當超過了其底線,就會出現卻步,從而表現出什麼才是最重要。所以,當「記缺點」能使一位學生卻步於罷課,似乎就表明了「記缺點」的後果是高於他對罷課之所訴求的了(到底有什麼後果實在不知道,可能影响操行分,攞唔到品學兼優獎吧。若真是這樣,他對個人獎項的價值就高於民主訴求的價值了,從而看到,他的核心價值在哪。[我並不是批評什麼,在學生時期,這可能十分正常,我相信,這些核心價值,是會隨著人的成長而改變,個個不同])。

底線在哪,可能人人不同。但這卻使我想到信仰的問題。我常常說,作主門徒所帶來的是犧牲,這正正反映在主耶穌釘身十架上。若我們常常說作主門徒就是效法基督,也正如保羅所說的「效法基督的死」,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就應該知道我們心中的底線其實應該只有耶穌基督,而非一切從世界而來的代價。然而,問心一句,我們是否真的能付上任何代價?有沒有什麼「記缺點」、「趕出校」、「品學兼優獎」等等成為超過了真實核心價值的事?我們會否自以為錦羊,其實只是山羊?只是在教內「呃飯食」?或者,那要到人子帶著榮耀降臨的時候才知道了。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33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太二十五31~33)

好好計算代價,才參與這基督門徒的行列!免得看見世界來的「記缺點」時,我們就卻步了。求主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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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之後:

信仰反思完,還有一點想說。其實,今次公民抗命所帶來的信息,其所要「表達」的,是面對著「政權」的「權力」,對其不義不守約作出的表達、強烈反映、以致盡「綿力」作出低抗。其「對象」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學校今天的回應,似乎給外界一個印象,是有點「取代」了那個要抗爭的對象,與學生形成了一個「對立面」。更差的,就是將一個可能是正面的表達,就是一個學生關心社會的正面、非暴力的表達,被「激化」成為學生與學校的對立,變相將一個大圍性的群體表態,變成了一個體性、地區性的抗爭,從而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若果今天教育界對「通識教育」如此看重,學校是否能主動一點,將這些社會真實面對的處境,以一個學生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轉化運用,調整一下課程,又能配合整體社會的氛圍,將這議題正面的帶入校園,好使之能成為真實的「全人教育」?而不是立起高高的牆壁,將學生「保護」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無政治」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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